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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圣经·新约·罗马书》（和合本），对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颇感困惑：

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；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；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是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你们纳粮，也为这个缘故；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凡人所当得的，就给他；当得粮的，给他纳粮；当惧怕的，惧怕他；当恭敬的，恭敬他。

人该如何对待有权的人？
权力分布在很多地方和很多人手里，不仅仅是政府，这应该不成问题。在现代，我们读到此节时的第一反应，往往会是把权力归于政府，不管对于现政府持着批评还是支持的态度，大都如此。
在保罗看来，应该顺服权力的所有者，其解释的理由，竟然是那些做官的是上帝的差役，为上帝服务。如果人是宗教的信仰者，似乎这也并不成其为问题，毕竟在信徒看来，现有的世界不管怎样，都是上帝创造的，上帝的意图，谁又能真正了解呢？对政府来说，亦如是。
保罗认为政府就是赏善行恶的，这如果从政府的起源论来说，自然会有不同的说法。冲突论者，会认为政府最早成立的原因，乃是不同部族、不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，一族为了控制另一族、一阶级为了控制另一阶级而建立。反之，契约论者，认为政府的建立，虽然也为协调社会不同群体、不同阶级的冲突，但最终乃是以双方的相互妥协，形成共同的管理机构为结果。这两种说法其实是有一致的一面，同样是起自人们利益的冲突，同样最终都要形成维护秩序的管理机构，不同在于管理机构的形成方式。这样的思考，都能在历史上找到相关证据，应该说，两种甚至更多的形式都是存在的。但无论如何，就算是以征服形式而建立的政府，都会标榜自己的公义的一面，以此获得合法性的基础。
但同样根据历史以及现实，人们常常发现，原本为了公义建立的政府，常常会发生变异，变成欺压、剥削、控制民众的少部分人的工具。当这样的压迫愈演愈烈的时候，常常就会爆发革命。在现代中国，当革命传统建立起来的时候，平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，人们越来越不能忍受政府的异化，对于政府的批评，也就如同家常便饭。
以当代中国一般的思考，对照保罗的说法，无疑是有很多不可解之处的。
保罗当时为何要提出这样的说法呢？从一般实用主义的思考出发，他刚刚被押解到罗马，刚被释放，面对的教众，大部分都是住在罗马的犹太信徒。而罗马帝国通常对于宗教事物都持宽容态度，保罗也是一个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人，在思考如何对待政府和权力的问题时，似乎很难想象，他会要求会众去反抗罗马政府。真若如此，他大概无法真正传教的。
那么，保罗是否还有其他的深意呢？从神学的角度，又该如何理解呢？当面对一个恶的政府的时候，所谓神的用意不易捉摸这样的解释，真的能够说服人们吗？这就如同我们常常听说的，政府有政府的想法，那不是你一个小老百姓可以想明白的。诚然，我们受制于自己的现实处境和思想的局限性，但身受的苦楚，似乎也不能因此就轻易否定。但是，社会上的确有很多用这样的想法来说服自己的，实则就如同保罗的神学解释一般。
但这样的解释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仍然会觉得难以接受。以今日之中国论，遍地贪官污吏，难道应该顺从他们？若这样想，若很多人这样想，革命思想随之而起，也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但是，问题在于，即使是革命，又能如何？中国革命几十年的结果，让人不过看到一个恶的循环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部分想法。
似乎这样简单的思考走入了一个死胡同。
正好手头有巴特的《罗马书释义》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巴特如何解读此段呢？
因为时间关系，无法一一摘抄巴特具体的见解，只能略述大意，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巴特所说，只是我个人现在理解的一点。巴特认为，以恶制恶的结果，仍然只是恶。因此，顺从本身，就是在瓦解恶。此乃通向善的通途。
希望能有朋友对我的疑惑予以指点，不胜感激。巴特的解读，我也当再读之后，找时间抄在这里。